5 月 20 至 28 日，由世界卫生组织主办的第 72 届世界健康大会（World Health Assembly，简称 WHA）在日内瓦举行。今年的焦点议题很多，包括全面医疗的推广、抗生素耐药性、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的影响以及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的蔓延等。但最受关注的，是新药（尤其是抗癌药）定价过高的问题。

《经济学人》就这一话题梳理了国际社会在药品定价问题上面对的挑战。

近几年，全球没有哪个国家不在和高药价问题作斗争。生产囊性纤维化药物 Orkambi 的 Vertex 制药公司已与英国国家健康服务（NHS）和英国国家健康与护理卓越研究所（NICE）进行了三年多的药物定价谈判。在美国，胰岛素类药品价格近 10 年来飙升 3 倍之多。即便是在有医保的情况下，4 个美国糖尿病患者中，就有 1 人无法获得足够的胰岛素药物。荷兰则一度因定价过高而停止采购癌症免疫新药 Keytruda，尽管该国曾参与 Keytruda 的研发。

今年 2 月，意大利卫生部长 Giulia Grillo 提出了一份药品定价草案，呼吁国际社会在改善定价透明度、研发投入以及药品生产成本上行动起来。她希望各大公司能公布其接受的所有形式的政府支持，这包括风投基金、创业支持、税收优惠政策甚至学术研究支持等。换句话说，她希望通过提升行业透明度降低药品定价。这一草案也获得了众多国家的背书。支持者们认为，更高的透明度能够让人们更好地监督和判断政府是否在药品采购问题上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尤其是在那些政府治理能力偏弱的国家，提升透明度也有助于抗击腐败。

制药公司目前只会公开“名义出厂价”或“清单价格（List Price）”。这只是药价的谈判基础，远高于批发商给制造商实际支付的价格。政府、保险商或其它中间商究竟谈成了多大折扣则是保密的。许多人因此认为，这种重重保密的做法将那些支付高额药价的人置于不利之地。另外，虽然从常理来说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定价应低于发达国家，但人们也担心会发生相反的状况。

制药公司自然对 Giulia Grillo 提出的草案感到不悦。国际制药企业协会联合会（IFPMA）曾对医疗新闻网站 Stat 回应称，这份草案“会让人们的注意力和资源从更加可持续性的解决方案上转移”。英国、德国、丹麦等也均试图“稀释”这份草案。他们提出，提升药价透明度意味着，经济水平较低的国家将无法再获得更优惠的定价。

但实际上，除了疫苗、抗艾滋病药物等更为受到国际社会瞩目的药类，贫穷国家到底多大程度上获得了优惠也少有公开信息。根据 WHO 统计，每年全球有 1 亿人因高药价陷入贫困状态。2018 年底，WHO 还发现，为实现利润最大化，一些公司在对抗癌药物定价时，会根据他们对该国收入水平的预期，而不是从药物的实际成本以及普及药物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这种逻辑的问题在于，不同于一般公司，制药公司的产品是用来治病救人的，他们之所以能够在某种药品上获得垄断地位，也要依赖于政府（乃至其所代表的社会公众）批准的专利体系。

WHO 还指出，即便研发药物成本高昂，抗癌药物所产生的回报仍然远超研发成本，也远高于进一步投入所需的激励因素。也许是因为患者更愿意花钱进行晚期治疗，抗癌药也比其它药类贵得多。澳大利亚有统计显示，抗癌药处方的平均花费是其它药类的 2.5 倍。

基于以上因素，制药行业得以连年获取巨大利润。根据 Axios 的统计，美国利润最高的前 12 大公司今年第一季度盈利达到 290 亿美元。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大多数病患有仿制药（generic medicine）这条后路，但随着一些针对疑难杂症研发的革命性新药诞生，消费者不再能靠仿制药解决一切问题。一些基因疗法或以细胞为基础的疗法每年可花费上万美元。

在透明度方面的一个重要进展是：美国政府于 5 月初宣布，制药公司将被要求在电视广告中标明其处方药的价格。该要求最快将于今年夏天生效，适用于一个月用量价格超过 35 美元的药物。此前，制药公司只被要求在电视广告中说明药物可能产生的主要副作用，而不是价格。

不过回到正在举行的世界健康大会，会谈进展不算顺利。5月23日，大会发布了一份 6 页长的提案，要求制药企业公开其研发投入（包括临床试验投入），并呼吁建立一个联动体系对比不同国家病患为同一药物支付的药价。提案方包括埃及、希腊、意大利、马来西亚、葡萄牙、塞尔维亚、 斯洛文尼亚、南非、西班牙、土耳其和乌干达。根据媒体报道，德国、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则提出对提案进行修改，弱化部分决议以保护制药行业的一些私密信息。